导演范立欣: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

发布时间:2024-02-28 07:15:54 来源: sp20240228

  范立欣: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【纪录电影《看不见的顶峰》10月27日上映,新京报专访导演谈拍摄幕后】

  盲人攀登者张洪筹备了5年,最终登上了8848.86米的珠穆朗玛峰。而导演范立欣花费了3年时间,拍出了纪录电影《看不见的顶峰》。这部即将于10月27日在全国上映的纪录电影,记录了张洪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登顶珠峰的故事。

  导演范立欣在接受新京报的专访中坦言,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,在整个纪录电影的制作过程中,他收获了张洪对他的认可和信任,这其实是最幸福的。谈到在三年的拍摄和制作中,这种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,范立欣觉得,这是纪录电影创作者必须要完成的功课,也是最难的事情。“我会跟我的摄影师说,如果我们开机拍摄,一定要告诉张洪老师,这是彼此信任的基础”。

  电影上映前,范立欣和张洪、夏琼夫妇跑了很多场路演,得到很多反馈,很多观众表示,看完影片后都从中受到激励,也会分享人生中遇到的一些问题。范立欣说,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,只要朝着目标迈进,每走一步,就会更近一步。以下为导演范立欣自述。

  最高潮的段落,并不是登顶的时候

  2019年,一个登山的朋友,打电话告诉我,有一位盲人想去登珠峰,让他出出点子。我这朋友觉得这事不太现实,但他觉得我作为导演,可能会感兴趣,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。我刚开始也很震惊,有点猎奇心理。

  张洪老师以前眼睛是看得见的,后来得了青光眼,看不见了,属于半途失明的群体,对于这个群体,他要怎么重新去获得家庭和社会的认可,以及他去做这样一件看起来充满风险的事情,家人会是什么态度,带着这些问题我就去找他了。

  2020年春节,我跟张老师第一次见面,在咖啡馆聊了半个钟头。我不能免俗地问了他一个问题:“你看不见,为什么还要去登珠峰?”他很平静地跟我说:“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,但我希望这个世界能看见我。”当时我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,心想一定要去拍他的故事,并且他背后应该也有很多支持和关爱他的朋友和家人,他们的故事应该会同样感人。

  其实,之前我参与过好几部关于珠峰纪录片的制作,没有去拍,是别人拍完,或者剪得差不多了,来找我商量,让我帮他们出出主意。所以,在这些年里,我经历了好多次珠峰纪录片的后期制作,虽然没有很深入地介入,但我却发现一个问题——这些片子无一例外最打动人、最高潮的段落,并不是登顶的时候。

  我就在想,如果我去拍一部登珠峰的电影,它一定不是只关于登山探险,而是关于主人公在他生命当中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攀登,攀登什么样的高峰,这座高峰可能外化的是珠峰,但他内心里一定也有一个高峰要去攀登。甚至是他周围的人,比如他的爱人、孩子、登山向导,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内心要攀登的东西,这就比较有意思了。

  在出发去拍摄的时候,我就很清楚,登顶珠峰的一刹那,一定不是矛盾冲突最激烈的瞬间。所以,我会更关注张洪在日常当中的那些琐碎,很平淡的生活细节,他和妻子、向导之间的关系。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关注了这些东西,这些特别日常的、细腻温馨的小瞬间,才能够编织起来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主题。因为他登珠峰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,毕竟家庭观念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面非常重要。我们现在也说家国情怀,电影中张洪在衣服上贴着中国国旗,代表着中国1700万视障人士去做这样一个尝试,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有这样的期望,所有这些东西聚合在一起,我觉得才变成一个更宏大的主题,而不仅仅是去挑战一座高山。

  两位高海拔摄影师是真正的幕后英雄

  因为珠峰上的环境极其恶劣,拍摄之前我就在想,一定有很多拍摄上的技术困难和挑战,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找到最好的高海拔摄影师。通过很多朋友还有向导强子的搭线,我们找到两个摄影师,一个是摄影指导Rocker(王振),他登顶过一次珠峰,另一个是主摄影师丁丁(丁亮)。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攀登者,体能非常好,攀登的过程同时要兼任拍摄的任务。

  我给两位摄影师做了一个分工,丁丁需要更多地贴身拍摄张洪老师。Rocker当然也要贴身拍,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,就是要跑到更远处去拍那些特别大的电影感的镜头。因为我们毕竟是一部纪录电影,不是在小屏幕上看的纪录片,如果要配得上一个电影银幕的话,一定得拍到那种特别大气的珠峰场景,要有不同景别的叙事。

  这部电影能拍成,其实真正的幕后英雄就是这两位高海拔摄影师。他们既要攀登,又要拍摄,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。因为在高海拔的地方攀登基本是走一步就要停歇五步的时间,但是两位摄影师在攀登的时候,其实是没有自己节奏的,他们要跟踪拍摄,经常是拍完了张洪以后要加速赶上队伍,跑到他们前面,这样才能够有机会调转机头接着拍,这样一快一慢,没有自己的节奏,攀登的时候,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。

  我是个运动小白,我向张洪老师学习,锻炼了一年时间,能爬6000多米,我就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住着。摄影师每次拍完回到大本营,我就整理素材,大概每隔两三天,我就能掌握到他们拍了什么,会第一时间跟摄影师交流,调整拍摄方式。在此之前,我们都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拍摄,摄影师也比较了解整体的风格。

  准备爬珠峰前,我们带了50块固态硬盘,到了大本营,因为温度还有气压问题,坏掉了40块,我要跟直升机飞行员搞好关系,请他每个星期帮我飞下去,把素材导好了以后再给我送上来,很麻烦。为了保险起见,我们每个拍摄素材都有三个备份。

  为了拍摄大全景,我们还带了三台航拍机,但珠峰上的风变幻莫测,有两台掉进了几十米深的冰缝里,也没法下去拿。

  我们整个拍摄用的是小型数字摄像机,索尼FX3和索尼FX6,因为攀登本身已经很难了,摄影师保持体力是非常重要的,所以在做这样一个困难重重的电影时,你必须要去做很多妥协。

  作为导演,我觉得电影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。比如,在拍摄时,我会跟两位摄影师说,不要给张洪和向导强子添任何额外的麻烦,他们该怎么爬就怎么爬,我们哪怕是没有好的角度,也不能让他们再爬一次,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,有时候发生一些有趣的或者惊险的事情,你没有拍到就没有拍到,只能妥协。

 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跟摄影师说,你们尽可能多拍,摄影机不要停。但是,在山上用电又是很有限的,我们要通过太阳能充电,气温极低,电池的电量用一会儿就没了。既要多拍又要省电,我觉得摄影师当时快被我整疯了,他们也很纠结。

 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要做妥协,摄影师也要做很多妥协,我相信张洪老师在攀登中也要做很多妥协,但最终恰恰是因为大家都考虑到了对方,建立了这种坚不可摧的信任,才能让整个团队真正一条心去做完这件事情,这就是一连串周密的计划,加上理性的判断和妥协完成的影片。

  登顶48秒黑场是意外,也是幸运

  因为这部纪录电影是采用一个观察式的拍摄方法,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或者设计张洪老师到底要什么时候爬、怎么爬,整个过程我们是没有办法预见的。

  2006年,我筹拍的第一部电影《归途列车》,讲一个农民工家庭,拍了两年以后,正好赶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。因为我拍的故事实际上是讲世界工厂,这个世界工厂其实是跟全球化有关系的,发达国家过度消费、过度借贷,导致了次贷危机,影响了全球的经济,跟我们拍的故事是一样的,当时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。

  所以拍摄纪录电影其实是没有办法作假,你只能非常谦卑诚恳地去做这件事。就跟张洪老师登山一样,有人也可能会质疑,一个盲人登珠峰,是不是很有钱,是不是请七八个夏尔巴人(当地向导)给抬上去。当然,我们允许别人有这样的质疑,但是如果你知道希拉里台阶(珠峰海拔8790米处的一段12米高的几乎垂直的裸露山体岩石断面,被视为攻顶前最艰巨的挑战)只有15厘米宽的时候,你就知道这不可能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前面和后面帮你,你只能自己走过去,只要脚底一滑,就直接滑下去2000米。所以,不可能说你有钱就能爬上去的,还得靠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。

  我觉得我们拍纪录电影跟张洪老师登珠峰是高度一致的,必须把自己的心态放到最低点,做好万全的策划和准备,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危机。如果老天爷赏饭吃,发生了很多戏剧性情节,那是我们有幸,如果没有发生,你也没有任何办法。

  我刚才讲了,之前看了好多关于珠峰的纪录片,登顶那一刻不是情绪和结构的高潮,所以我当时还在想,这部纪录电影会拍成什么样子。我可能想象的是,张洪老师如果顺利登顶了,就会欢呼、热泪盈眶,感谢爱人和所有支持他的朋友。我就要用特别激昂的音乐把气氛烘托到最高点,如果这样的话,我简直就要捂脸。

  电影中,张洪老师快登顶珠峰的时候,画面有很长时间的黑场。其实这是一个意外,因为我们的摄影师为了把氧气让出来(让出氧气给张洪),他们下撤了,最后登顶的过程我们是没有素材的,除了最后在珠峰顶上,夏尔巴人用手机拍了张洪10秒钟的视频。

 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也挺崩溃的,最后登顶没有素材我怎么做?虽然我前面想的是要特别煽情,我也不愿意那么做,但是没有素材了,这个就更难了。

  在后期剪辑中,有一天我突然想到,可不可以用一段黑场,直接用声音去描述最后100米的艰难,真正给大家一个机会感受一下盲人是怎么去经历这个世界的,在珠峰8700米的时候,张洪所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到底是什么。

  其实,我最早做出来接近1分钟的黑场,身边有很多不同声音,有人说太长太挑战了,可能观众接受不了,观众可能觉得是不是机器坏了,看不见了。后来有一次,文牧野导演看完后说,老范,这个厉害,就得这么长,一定不能短。我最早应该是做了45秒的黑场,后来改到了10秒、20秒,反正改了七八次,最后应该是48秒,你得有这样的长度,才能够让大家真正沉浸到张洪的世界里。

  拍纪录电影,就要面对一切未知。但我总是相信,你只要很坦诚地面对,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,只不过你要足够敏锐,在它发生的时候,能瞬间认识到这个事情,而且捕捉到它。

  目标固然重要,但过程也很重要

  我们整个的拍摄一共拍了360多个小时的素材,最后剪成89分钟的电影,这个片比是非常大的。这些海量的素材里,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每个人迥异的性格,也看到张老师为什么要去攀登珠峰。

 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出发冲顶的那天下午,张洪要录一段“离别”视频,录视频前他把家里的钥匙、银行卡、密码、手机等这些最私人的东西都交给了我,他说如果回不来让我转交给夏姐(张洪妻子)。我当时眼眶都红了,我说,你自己慢慢录,我就先走了,东西我帮你收着,但还是你自己给夏姐,你回来之后,这段素材我也不会给别人看,最后会不会用到这段素材,肯定会提前征求你或者夏姐的意见,这也是做纪录电影的一个基本原则。

  将360多个小时的素材剪成片子,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花了一年多的时间,先后变成10小时、8小时、7小时、6小时、5小时……有太多难以割舍的镜头,珠峰上的绝美风景、银河,还有很多的岩石雪景,也有很多外国的登山者对张老师是非常敬仰的,他们有的跟他聊天,有的来祝贺他,希望他能够顺利登顶……

  其实我觉得自己收获特别大,因为跟张洪老师还有夏姐在一起三年多,虽然不是每天都在一起,但从最开始的萍水相逢,到现在的相互了解,拍完以后就像一家人。

  疫情三年,大家都挺难的。我觉得这部片子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些激励,尤其这一次跑路演,好多观众看到张洪老师一个盲人去登顶珠峰,做了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就特别有感触,开始反观自己如何去应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,分享他们在创业、考研、考公的经历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。

  以前我们都在讲很宏大的东西,现在大家就会想着怎么能够保持内心的这种信念,怎么去说服自己,不要躺平,不要停下来。张洪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,我觉得特别对。他说,别人爬珠峰是从地面爬到顶峰,但我失明以后,我得先从“地狱”里爬到地面上来,再从地面出发爬上珠峰,我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心里的夙愿。就像张洪老师说的,目标固然重要,但是过程也一样重要,走一步,是一步,有点像是新版的愚公移山。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 滕朝

  《新京报》2023年10月26日第B06版 【编辑:刘星辰】